概 述
重庆是一座在促进海峡两岸人民交流，增进台湾人民认同中华民族和一个中国的原则，推动祖国统一大业的历史使命中，具有特殊历史地位的城市。抗战时期，国共合作，共同御侮，重庆作为中国的陪都，反法西斯同盟国在远东的政治经济、军事、外交和经济文化中心，是世界上堪称与华盛顿、伦敦和莫斯科齐名的四大首都，也就成为了台湾同胞在祖国大陆从事抗日爱国运动的中心。
台湾人民一贯富有反抗外来侵略、维护祖国统一的光荣传统。抗战时期大批台湾人士奔赴祖国大陆，参加中华民族的抗日战争，来到重庆，在重庆成立了台籍人士统一的反日爱国团体——台湾革命同盟会，并以重庆为基地开展了一系列的抗日爱国、促进台湾回归祖国的斗争；与此同时，国民政府在重庆采取了一系列促进台湾回归祖国的政治、外交、军事举措，最终于1945年10月使台湾回归祖国。这段历史构成了重庆与台湾人民弥足珍贵的历史渊源。挖掘这些历史资源，开展文化交流，对于促进台湾同胞认同中国文化和一个中国的原则，批判台独势力，促进祖国统一大业，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鉴于此，有必要对抗战时期在重庆的台湾同胞与大陆人民一道争取台湾回归中国的有关史实，加以论述。不当之处，尚祈指正。
一、抗战时期台湾同胞统一的抗日爱国组织“台湾革命同盟会”在重庆创建，重庆是台湾人民认同统一中国，开展抗日光复台湾斗争的基地
台湾人民一贯富有反抗外来侵略、维护祖国统一的光荣传统。从《马关条约》签订到1945年台湾回归祖国，五十年来台湾人民为抗击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为台湾回归祖国，展开了可歌可泣的斗争。
1937年七•七事变后，台湾同胞在祖国全面抗战的鼓舞和国共合作，以及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统一战线的影响和推动下，纷纷奔赴大陆参加抗战。1937年7月至1939年底，台湾同胞在大陆先后成立了许多抗日爱国团体，其中，比较著名的有：李友邦领导的以“推翻日本帝国主义在台湾的统治，归返祖国”为宗旨的“台湾独立革命党”和台湾民族革命总同盟，以及台湾同胞抗日复土总联盟会、中华革命党、中华台湾革命大同盟、台湾革命青年大同盟、台湾民众再建委员会、台湾反战同盟、台湾光复团、台湾众友会等等。这些团体虽然组织分散、力量薄弱，但是它们均以抗日复台作为自己的奋斗目标，充分表达了广大台胞渴望团结御侮的爱国愿望。
为了统一台胞的抗日爱国力量，有力地开展抗日工作，1940年3月29日，台湾独立革命党、台湾民族革命总同盟在重庆正式宣告组建“台湾革命团体联合会”，会上发表了成立宣言，指出：“台湾原为中国本土之一部，甲午战后割于日本。……台胞为求解放，40余年来前仆后继，革命运动未尝一日有懈，‘七•七事变’后更闻风响应，炸矿山、焚油池、毁铁路，以英勇之行动牵制敌军于台湾之内，组义军、兴生产、施医疗，以必死之决心驰骋于祖国战场之上。”充分的表达了台湾同胞抗击日本侵略、致力于台湾回归祖国的爱国精神。
联合会的成立，促进了台胞革命力量的进一步联合，在重庆的其它台胞团体也也纷纷申请加入。为了“统一纲领、统一纪律、统一行动和统一领导”，联合会从1940年8月起，同入会各团体进行了广泛的磋商，后经联合会各团体提议以及国民党中央组织部的参与，自1941年2月4日起，联合会在重庆发起、召开了各党代表大会，一致议决：“为求进一步发展工作效能”，“解散台湾革命团体联合会及所属各团体，成立统一之台湾革命同盟会”。2月10日，台湾革命同盟会成立大会在重庆隆重举行。大会通过了行动纲领，即：“(1)台湾乃中国失地，台湾革命为中国国民革命之一环，中国抗战胜利之日，即台湾人民获得自由解放之时……；(2)大会确信打倒日本帝国主义，乃光复台湾之唯一途径，坚决加强团结台湾各界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之革命力量，积极参加祖国抗战，以促使日寇早日崩溃。”大会还选举了由谢南光、刘启光、李友邦、谢东闵、李纯青、宋斐如、李万居、黄朝琴、游弥坚、丘念台等人组成的执行委员会和监察委员会，谢南光任执行委员会常务委员会主席，刘启光任秘书长，同时决定执、监委组成总会，常驻重庆，领导台湾同胞的抗日爱国运动。
二、台湾人士以重庆为基地展开的抗击日本帝国主义、维护祖国统一的宣传活动
台盟会成立后，便立即“围绕抗击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争取民族独立，反对分裂台湾，拥护祖国统一”两大主题，凭借重庆这一“战时首都”的政治中心地位和新闻舆论的优势，开展了大量工作。
台盟会在重庆一成立，就多方利用出版刊物、电台广播、散发传单、阵前喊话等方式，进行全方位多层次的宣传工作，充分揭露日本帝国主义侵略压迫台湾同胞的罪行，加强对台湾问题的宣传，集中在以下二个方面：第一，对台湾历史及其地位的介绍宣传。为了使大陆同胞了解台湾的历史，了解收复台湾的重大意义，台盟会编辑出版《台湾问题丛书》，系统地介绍台湾的历史、地位，借以增进大陆同胞对台湾的认识，增强收复台湾的信心和勇气。
在重庆，凡每逢“4•17”《马关条约》签字周年、“6•17”台湾沦陷周年等“岛耻日”、 “纪念日”，台盟会都要通过举行纪念会、招待会、发表宣言、发起宣传周等方式，以唤起民众对收复台湾问题的关注。仅在重庆，由台盟会举办的“4•17’’岛耻纪念会就达6次之多。第二，大力宣传维护台湾回归祖国的主张。台湾自古以来就是中国的领土，从1895年起因日本帝国主义侵略而沦为其殖民地。抗战全面爆发后，中国共产党、国民党及中国政府都表示要收回台湾主权、台胞更是把回归祖国作为奋斗宗旨。1943年l月30日，台盟会在重庆发表声明。郑重指出：“台湾原属中国，台民中百分之九十三点七保有中国血统……”本会特代表六百万台湾人民友示，并“严正声明中外，战后处理台湾问题除将台湾领土主权完全归还中国外，任何维持现状或变更现状之办法，均为台湾人民所反对”。
台湾同盟革命会的上述宣传，对于台湾民众认识台湾回归祖国的重要意义，产生了积极的促进作用。
三、台湾革命同盟会组织台盟成员参加抗击日本帝国主义，光复台湾的工作
其一，派代表返台组织斗争。台盟会成立后，对派代表回台工作非常重视，不少选派回台的代表利用各种关系，或组织同志发动暴动，或联络志士。台盟会在1944年初的报告中称，此前三年里，在祖国人民抗战的鼓舞下，“在台湾革命同盟会及台湾义勇队指挥下”，台湾同胞反日斗争风起云涌，据不完全统计，1941年台湾同胞的反日斗争达33万起，1942年发展为42万起，“平均每八人中必有一个被逮捕”。他们的斗争都不同程度地动摇了日本帝国主义在台湾的统治，有力地支援了祖国人民韵抗日斗争。
其二，加强对台湾义勇队和台湾少年团的领导，并通过台湾义勇队直接从事前线抗日斗争。在前线，义勇队利用各种手段，如伪装走私船出入敌占区，或以重金收买敌伪人员，或打入敌伪军政机构及沦陷区一些职业团体，探听消息，获取情报。从1943年1月到1944年10月，就截获敌伪情报178件，他们将这些情报及时提供给前线的国军，使国军在敌伪偷袭中取于主动地位，从而有效地抗击日伪进攻。同时，义勇队还不失时机地出击和袭击敌伪。仅1943年6月～7月，义勇队就曾三次袭击厦门，烧毁敌仓库，伤敌数10人。台湾义勇队在抗日战争中发挥了自己的作用。
四、陪都时期，国民政府在重庆为台湾回归祖国开展了一系列政治、外交、军事活动
抗战时期，重庆作为中国战时的政治、军事和外交中心，以及台湾同胞抗日爱国运的中心基地，在台湾回归祖国的奋斗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从1842年《中英南京条约》签订到抗日战争爆发时期，帝国主义列强把上千项不7等条约强加给中国政府和人民，使中国陷入了半殖民的深渊。日本帝国主义通过《马关条约》，强行掠夺了我国的宝岛——台湾。为了废除不平等条约，中国人民进行了不懈的斗争。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出现了有利于中国抗战的外交格局，国民政府立即抓住了这一有利时机废除了一些侵略奴役中国人民的不平等条约，特别是利用中国在反法西斯阵营的有利地位，为收复台湾开展了一系列工作。
1941年12月7日，日本偷袭珍珠港，太平洋战争爆发，把美国推到了对日作战的第一线。中国在四年独立抗日战争中所表现出的勇气和牺牲，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作出了重要的贡献，受到了美、英及世界反法西斯阵线的普遍尊敬。
1941年12月9日，国民政府正式对日宣战，在宣战书中指出：“兹特正式对日宣战，昭告中外，所有一切条约、协定、合同，有涉及中日之间关系者，一律废除”。
根据国民政府的对日宣战书，满清政府于1895年与日本强迫签订的割让台湾的《马关条约》即告废除。
陪都时期中国人民及国民政府在外交上争取美、英支持中国收复台湾的正义主张，并签署《开罗宣言》。1943年11月，中国国民政府主席蒋介石从重庆出发，赴埃及与美国总统罗斯福、英国首相丘吉尔举行“开罗会议”。会议上蒋介石首先同罗斯福达成协议，战后必须把日本用武力从中国夺去的中国东北四省、台湾和澎湖列岛归还中国。1943年12月1日《开罗宣言》正式发表。《开罗宣言》庄严宣告将“日本所窃取之中国领±，如满州、台湾、澎湖列岛等归还中华民国”。《开罗宣言》肯定了中国完全有收复国家领土主权的正当权利，至今仍是一个具有重大法律效力的国际性文件，为台湾回归祖国怀抱奠定了国际法律的基础。
五、挖掘珍贵的历史资源，促进海峡两岸的文化交流
前已述及，重庆在争取台湾回到祖国怀抱这一场辉煌壮丽的中华民族奋斗史上做出了历史性的贡献。抗战陪都时期，中国人民浴血奋斗争取台湾回归祖国的史实，表明重庆与台湾具有深厚的渊源。至今，重庆仍保留有陪都时期的相关遗址。
抗战陪都时期海峡两岸的中国人民在重庆为抗击日本帝国主义，争取台湾回归中国而浴血奋斗、可歌可泣的史实，为中国现代史谱写了光辉的篇章，是海峡两岸中国人弥足珍贵的一段历史友谊，也是重庆在完成“台湾回归，祖国统一”大业的历史使命中独具特色的历史文化优势，成为两岸中国人在新世纪开展文化交流的历史依据。
改革开放以来，大量的台湾同胞不断来重庆访问，参观故地，重温历史，对台湾人民认同中华民族，坚持一个中国的原则，反对分裂，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
近年来，不少台湾著名人士如陈履安、章孝严等先后来渝访问观光，他们都对重庆抗战陪都的遗址和历史备加重视。重庆应充分重视自身的历史资源优势，挖掘历史文化资源，开展对抗战时期重庆与台湾关系的专题研究，尽快对“台湾革命同盟会”、“台湾义勇队”的有关遗址展开调查研究，收集有关史料，建成爱国主义教育的基地，积极鼓励台湾同胞来重庆旅游观光，台湾学生来重庆进行教育交流，使之从历史中得到启示，加强两地学术交流和人员互访，增进台湾同胞对大陆与台湾水乳交融、密不可分的历史文化渊源的认识，增进台湾民众对中华文化和一个中国原则的认识，揭露台独势力的各种谬论，为促进“台湾回归、祖国统一”大业这一中华民族伟大历史使命的实现，做出新的贡献。
